第二次北伐战争（第二次北伐战争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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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武汉国民政府面临的局面

在军事上，武汉周围都是敌人，似乎有军事危机。事实上，情况并不是很严重。

不是所有的敌人都能攻击武汉。

四川西部的杨森无意孤注一掷地与武汉进行军事较量；在当地进行一些反革命事件是可能的，但不可能大举兴兵东进。

南方广东的李济深有反对武汉政府的心，但没有反对武汉政府的力量。他的军事力量并不构成对武汉的真正威胁。如果李济深进攻武汉，他只能和蒋介石一起进攻。他不可能北进。

蒋介石蒋介石当然把武汉当成眼中钉，因为只有拆除武汉政府，他的南京政府才能稳定下来。但蒋介石最终采取的是首先反共，这是武汉国民党中央政策分化的策略。

他们一直只攻击徐谦、邓演达，对谭延闿、孙科、宋子文等大部分委员一直持争取态度。南京政府高喊与王精卫合作，不断揭露王精卫的共享行为。

蒋介石在军事上不敢先讨伐武汉。

这是因为：

一是江北张宗昌、孙传芳正在反击。

第二，不敢贸然攻打合法的国民政府，这是孙中山留下的革命政府，把矛头指向它，就会失去党心，民心。

第三，蒋介石的军事实力也弱于武汉。

武汉有铁军四军，能战八军，朱培德第三军警卫九江和南昌。就南京而言，只有李宗仁的第七军能战。蒋介石第一军已松懈，何应钦消极，薛岳等左倾师长辞职。第二军和第六军是受革命影响的部队，完全不稳定，随时可能投靠武汉。除上述部队外，其余均为孙传芳五省联军投降的部队，不可靠，今天可投蒋，明天也可投王。

第四，南京政府没有人力主西征伐国民政府。

这些因素决定了蒋介石只能继续北伐这时，河南张作霖部队真正威胁到武汉政府的生存。此时已有陈大军在河南张学良。若此时武汉政府以主力东征江，张作霖将抓住机会全力攻击武汉；张宗昌、孙传芳也将同时攻击南京。

北伐的有利时机

冯玉祥和阁锡山是1927年春季中国时局的两大重要力量，他们的向后，将对政局产生转折性影响。

毫无疑问，冯玉祥支持南方国民革命军，问题是陕西何时出兵中原。阎锡山一直与南北双方接触，表态不。如果他表示支持南方国民革命军，张作霖将立即发生危机。

就在张作霖在河南攻打金云娥伺机攻击武汉时，冯玉祥于3月11日宣布出师。这一行动震惊了张作霖和武汉国民政府，成为武汉政府决定北伐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冯玉祥出师宣言写道：

国民革命军，肃清江表，正以50万大兵长驱北上。晋总司令云娥，倡义豫中，东截敌于津浦铁路徐宿之间，西过敌于京汉铁路黄河之岸。同志们，不敌同仇。总司令业与阎督办锡山，同意以晋军横截新乡石家庄大同各路。以刘总司令镇华为我东路总司令，进入河北。本总司令亲率20万兵力，东山潼调，会师徐郑。“

冯玉祥兵分三路：冯玉祥兼任中央军，沿陇海路直达德州、洛阳。岳为南路总司令，宋哲元为北路总司令配合中路。

4月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5月1日，冯玉祥接受任命，在西安新城召开军民大会，宣誓就职。

4月8日，山西阎锡山发布三条令：使军队信服三民主义；宣布太原戒严，严禁暴乱者扰乱治安；取消亩捐，另行公平办法。

4月10日，河南奉军进入盐城，已步步逼近湖北。

4月11日，阎锡山改名晋绥总司令，将所有部分改编为晋绥联军，废除了北京政府任命的山西监管名称。

4月14日，河南金云娥军反击许昌失败，金部师长刘培绪被俘。武汉开始援豫军事，促冯玉祥赶出豫西。

4月16日，自12日冯玉祥、金云娥代表西北军事会议以来，山西一直服从三民主义。并命令南路各军进入娘子关。”

4月22日，武汉军委特任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

三、讨蒋还是北伐？

4月北方形势的基本情况是：奉军猛攻河南，南进河南与湖北搭界；张宗昌猛攻浦口；冯玉祥已出师陕西向河南挺进；阎锡山已明确表示脱离北京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国民党中央和中共中央讨论了第二次北伐。

中共中央对武汉的下一步军事战略有不同的看法。有人主张东征江，有人主张南下湘粤，有人主张北伐河南。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最终采取了支持北伐的战略。

这一决定的简要过程如下：

四一二之后，4月16日，上海中央特委讨论了下一步策略。周恩来明确表示，中央政府在上海起义后右倾错误，如果继续非常危险。

在军事上，武汉没有积极对付老江的政策，主张先北伐，怕老江军事力量太大，完全站在弱点上很不好。根据我们的观察，老蒋的军队并非不可能，老蒋应该先解决，然后才能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马上派得力人员来东南准备军事活动。”

李立三发言：

武汉打击老蒋的决心是事实，没有问题，最困难的是军事问题，所以还在犹豫。由于奉方的进攻非常激烈，不仅军事犹移，而且政治犹移。因此，如果蒋尚不是很反动，也可以姑姑敷衍，尤其是接到仲甫等电话表示反对打蒋，大家益发抖动。”

李立三最后明确表示：

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时候要赶紧打蒋，而且我们现在不打蒋，蒋以后会打武汉，到那时候会很危险。现在武汉最困难的是经济问题，不打江浙，经济上有办法。”

最后，我们一致决定以个人签名的形式向武汉中共中央发送一份电报。周恩来起草，起草时要特别注意军事分析。

周恩来立即起草并向中央政府发出电报：

“.…蒋氏的叛乱是这样的。如果他犹豫不决，试图缓和或准备长期斗争，蒋的东南政权将得到巩固，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将得到加深。现在广东屠杀又开始了。粤沪每月一千五百万之收入将源源不绝。蒋氏赶走了薛岳、严重和所有左派军官，撤销和逮捕了所有政治工作人员，左倾军队变得越来越害怕。即使武汉北伐可以直接捣毁京津，蒋之的政权已经固定，继蒋之后也会有很多人，日帝国主义在北方也不能与国民政府直接冲突。

反之，政府苟下决心讨伐，迅速出师，直指南京，则安庆有三军二师与芜湖七军隔江相持，二、六军之一部闻已退至安徽，可任侧面攻击。七军只有一万人。陈调元只有四团，前敌不易调回。芜湖如下，南京必振动。

蒋能直接使用的军队只有五个师，但是一师二十一师薛严走后，战斗力已经失去了泰国的一半，现在改驻镇江苏州；二师长期失败，现驻昆山；南京人只有三师十四师，怎么能抗东下之兵？

四十军已经半渡江，余者未必是蒋助。十七军为蒋牺牲在扬州，大败。二十六军、十四军都有反蒋的愿望。南京一失，苏、沪可不战自定。因此，政治不应该和妥协。暴动后，上海犯了这个大错误。如果我们不前进，我们将彼此撤退，我们将动摇。政权领导将尽可能归右派，这不仅会让左派失望，也会使整个革命根本失败。”

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在这封电报上签名。

另一种观点是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主张：坚决反对武汉政府立即北伐。

他的理由总结如下:

首先，这将使武汉处于无防卫的地位。如果我们向北进军，蒋介石或北洋军阀将从南京攻击我们。

二是冯玉祥和阎锡山不可靠。武汉北伐以冯、阎为基础，而阎锡山其人将成为另一个唐生智甚至另一个蒋介石。很难预测冯玉祥会采取什么态度。我们在南昌遇到的情况将在北京再次发生。国民革命军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分子将与革命同志发生冲突，导致另一次分裂。

以阎锡山或冯玉祥为首的反动军将占领北京，我们将被迫屈服或撤退。我们不得不放弃北京，武汉可能已经在反动派的统治下了。最后，我们将走投无路。

第三，也是最根本的原因，那些主张立即进行北伐的人不再依赖有组织的革命群众，而是依赖不可靠的军队，这意味着反动分子准备随时背叛革命。这意味着小资产阶级将在一些军事领导人的压力下转身逃跑，抛弃群众。

在反对北伐主张的同时，罗易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巩固南方基地。

具体任务如下：

1.通过土地革命和实现无产阶级的最低要求，动员民主力量；2.农民在农村夺取政权；3.改编和集中领导革命军队，换句话说，建立革命军队。”

鲍罗廷不同意罗易的主张，认为罗易的这些主张“只有无产阶级的专政能达到这个目的，而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建立的”。

鲍罗廷还指出：

巩固南方革命基地，必须支持农民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这样，共产党人就必须反对国民政府，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武装起义，这是非常危险的。”

陈独秀也明确表示：

当前的紧迫任务不是深入革命，而是扩大革命。经过几次争论，鲍罗廷、陈独秀对罗易做出了一些妥协。比如北伐，鲍罗廷对罗易说，所谓北伐，这个计划只是占领陇海路。罗易说：如果北伐是指占领陇海路，那么，我同意。这完全是一种防御措施，而不是一种进攻措施。

经过一番争论，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领导人于4月16日通过了《关于继续北伐的决议》。这一决议具有上述争论的色彩。

决议写道：

同时，国民政府必须有一个巩固的基地，才能扩大和深化中国革命，对奉军进行决定性打击。为此目的：立即占领河南；与冯玉祥合作，推动其进入陇海路；二、六军必须向北占领皖西。该决议还解释了上述军事行动的目的，最终将占领陇海路，成为保卫革命的第一线。为了巩固革命基地，长江是第二线，在第二线后面，发展工农力量。

决议最后特别说明:

在越过陇海路之前，巩固基地的工作计划按照罗易同志的建议进行。推测南方和西南省的革命力量在国民政府占领新区之前不能进一步发展是错误的。"

中共中央这一决议，放弃了东征的主张，调和了罗易同鲍罗廷的争论，最后采取了既要北伐到陇海路，又要巩固南方现有的根据地。

这样，在军事上既能联络冯玉祥顶住张作霖，政治上又能继续开展工农运动，以巩固革命基础。因此，调和以后的这个决议，是当时几个方案中较为全面的主张。

4、武汉国民政府内的分歧

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军事委员会内部，对东征与北伐问题，也有不同意见，最后也采取了北伐的主张。邓演达把当时争论情况曾扼要地向第四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朱其华等人讲过。

朱其华回忆中写道：

在出发的前两天，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找我们政治部几个负责的人去作了一次详细的谈话，关于到河南后的工作方针，他给了我们一个大概的指示。

我就把何以移东征之师以北伐这一点问他，他的答复是这样：

武汉负责任方面对于东征与北伐的意见，原分两种：

一种意见，以为我们现在应该乘南京的基础还没有巩固以前，迅袭南京，则解决下游问题易似反掌；另一种意见，则以为东征之师，未能必胜，而奉军南下，节节进逼，在京汉路正面，已由郑州长驱南下，越过漯河郾城，在豫东，不仅已占领逍遥镇，而且汝南上蔡，均已被占领，如果武汉大军东征，则奉军直下武胜关而得武汉，简直是绝不费力；南京之得既不可必，而武汉势必失去，如此不仅不合算，抑且危险，好在此刻南京决无力西征，武汉大军北伐，可无后顾之虑。

以武汉兵力与河南之奉军兵力比较，武汉方面实占必胜。而且武汉北伐还有一个更大的意义，即是可以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在河南会师，当时冯玉祥不仅反对奉军，而且打电给武汉政府，痛斥南京为“非法组织”，指蒋介石为新军阀。所以这一派人主张应先北伐，可以与冯玉祥取得联络，当时唐生智张发奎主张属于前者，而汪精卫鲍罗廷辈主张属于后者，终于采取了后者的主张。

第二次北伐就是如此决定的。

很显然，这样决定，主要是鲍罗廷和汪精卫的意见。第二次北伐出师时虽未言明，但事实上采纳了鲍罗廷主张：

具体军事目标是打到陇海路再说。至于以后，尽可能以冯玉祥、阎锡山部队与奉军对峙，武汉部队应在河南、湖北机动。

对汪精卫而言，还有一个到河南寻求新的支持者问题。因为汪到武汉后，手里没有军队，唐生智迟早要分道扬镳，张发奎又太左，他的几个军里共产党势力甚强，所以只好幻想到河南争取冯玉祥。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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